全球财经连线｜独家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企业家精神无法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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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卜羽勤发自北京

2022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尤其是二季度我国经济受到超预期因素的严重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等的推动下，我国上半年经济仍顶住压力实现正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披露，初步核算，2022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6264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

如何抓住经济恢复重要窗口期，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作为市场重要参与主体的企业家，如何提升企业家信心？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企业家、资本和政府在市场中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企业家精神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企业家决策？就上述问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

好的政策环境促使企业家发挥才能

《21世纪》：近40年来你一直关注研究企业家精神，它的内涵在不同时期有变化吗？

张维迎：在我看来，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不变的，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产业的具体表现不一样。对于企业家精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一些东西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组合，但不变的是企业家那种敢于冒险、不守常规的创新精神。企业家是不安现状的那一批人，他会去主动寻找机会。

我总结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企业家主要是农民出身的。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之后，政府又给了一些经商的自由，虽然这些企业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基本就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但是他们非常具有冒险家精神；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南巡讲话之后，一大批原来在国有企业或政府工作的、甚至在政府获得相当位置的人，比如说处级甚至局级干部的人下海，由政府官员转变为企业家；再后来就是到了2000年左右，互联网时代出现了大批海归派企业家；现在是到了90后、00后的这些更年轻的一代企业家的阶段了。

《21世纪》：对于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哪些核心的作用？

张维迎：以中国为例，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企业家，开办的简单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相关的乡镇企业，对经济的发展其实推动很大；上世纪90年代金融房地产发展迅速，很多企业家是由政府官员转变而来；21世纪第一个10年，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则基本都是海归主导。

新经济、新产业的发展中，都可以数出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哪个地方有这些企业家队伍出现，哪个地方的经济就发展起来，比如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都比较早。这些企业家如何改变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给了他们发挥才能的体制制度、政策环境。有了这个条件，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就能实实在在地做企业，国家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今天也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企业家可以创造市场

《21世纪》：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我国很多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你看来，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家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预期？

张维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外部的冲击，它具有不确定性。一开始并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的，因为没有统计数据，完全要靠判断，它依赖于人的判断。当然今天不一样了，新冠肺炎疫情慢慢变成经济学上的类似于风险的概念，它可以被计算、可以有概率。

世界是不确定的，企业家本来就要应对不确定性，这是他的使命。但是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突发事情对所有企业的冲击还是非常大，比如国际贸易就受到冲击，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面临的挑战越大，企业家精神就变得越重要。这时候怎么让企业家更好发挥作用？我认为还是要给他们更多选择的空间，也就是有更多的自由，包括经商的自由、创业的自由、创新的自由，这样才能发挥出企业家的才能。

具体怎么做？这就要企业家自己判断决定。但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能使得这些企业家精神发挥出来、能够让企业家能更有信心？我认为一是要针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去评价判断市场本身的技术变化、市场消费的胃口变化、竞争对手可能的策略变化等；另一方面是要尽量减少政策体制的不确定性。

《21世纪》：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受超预期因素严重冲击。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应对好“两难多难”问题。对此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张维迎：我认为从今年甚至从去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就不再是一种不确定性，而是变成一种风险，它有数据，可以计算感染率、死亡率和急救需求等等。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满足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的前提下，减少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

既然有方法可行了，那么回到最基本的经济学思路，怎么用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这方面就需要政府让企业家自己去选择，最重要是要给企业家信心。市场不是说客观存在那里，然后企业家去满足它，而恰恰是企业家可以创造市场。我们创造的GDP价值，只有被消费者认可的那才叫真正的价值。只有这样的一种增长，我认为才是健康的增长。

企业家有很多类型，有一些企业家看得更长远，不会被眼前的利益诱惑，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很多企业家经受不起短期的诱惑。如果货币在放水，就会诱使他做些“短平快”的事情，再过3年、5年这些就会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尽量不把这种选择留给企业家，而是要让企业家有信心，要让他做选择时不由其他人为因素来决定，而是由他自身的判断、他的能力来决定。

要有平等的准入制度

《21世纪》：为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政府、企业和资本在其中分别担任哪些角色、承担哪些责任？

张维迎：我觉得说简单也简单，要落实也很复杂。我在牛津读博士的时候，论文核心就是研究企业家跟资本间的关系。一般来讲，企业家是真正在市场创业、创新和创造财富的主体；但是什么样的人有企业家精神？一般人看不见，也不能任凭他吹牛。所以资本为什么重要，是因为资本是选择企业家的一个机制；政府要做的就是维持法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任何人不能用特权获得经商盈利的权利，也就是要有平等的准入制度。

为让企业家有同等的机会，优惠政策应该是普遍的。政府如果做好这方面的事情，真正的企业家就可以冒出来，可以做得更好。但如果过度干预企业，企业家有一些才能就可能用歪了，本来应该是创造财富，现在就变成去寻租，通过关系得到补贴。看起来账面上赚钱了，但是他赚的不是消费者创造的价值，而是从税收那边转移过来的钱；还有一类情况是由于某些限制，可以在同一件事上创造100%价值的人没机会做，就只能由创造50%价值的人做，看起来赚钱了，但从社会的机会成本看，整个社会是亏损的。

《21世纪》：你在书中曾提及产业政策的羊群效应，如何看待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地方资源有限，粗放的经营模式会否带来过高的试错成本？

张维迎：我们经常说资源有限，这句话一部分是对的，它是部分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在任何一个时点，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从更长的历史来看，资源是内生的、是创造的，它依赖于知识、依赖于技术，资源总是在变化。从历史上来看，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企业家精神是最重要的资源。

对于产业政策，资源配置是个分散决策，不能集中决策。如果人们选择都一样，都去做最好的东西，那都完了。回过头来看，一些产业政策有时候就会带来这种效果。即使让最优秀的企业家坐下来研讨产业政策，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它也是有问题的，更不要讲用其他的标准。所以，只有我们让企业家进行更好的发挥，每个人做自己的判断，有些人失败了，有的成功了，成功了就证明了方向是对的，相关的市场就扩展开了，经济增长就随之而来。

《21世纪》：近年来一批大型企业裁员或收缩招聘名额，高校毕业生和一些相对年轻的职场人也在倾向于趋稳的职业选择，这会否对商业和创新产生影响？

张维迎：我想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在政府工作还是在工商界工作，对社会的影响完全不一样。我认为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就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一大批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去做企业家。

过去几十年那么多优秀的企业家来自北大清华，我希望未来也是这样，这需要我们多方面的努力，包括甚至综合报酬、企业家声誉形象等等都要改变。

人类有好多的知识是书写不出来的，我觉得企业家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有好多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信心十足做的一个决策，在别人看来这完全胡闹，成功了后又觉得他赚的钱来路不正。所以我希望大家对企业家的理解能更正确客观一些。

《21世纪》：你曾指出，很多创造发明都是通过企业家的需求倒逼出来的。产学研之间的关系如何打好配合？

张维迎：其实没有一个单线的关系，有些是从市场出发，市场需要这种产品，有人做出来完善了，还有一些可能是从上游某种原创性的科学的想法出发，再变得有商业价值。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重视起来，不要规定这么多条条框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产业是完全不一样的，要让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合作，过多的限制都是不利的。

企业家精神永远是被需要的

《21世纪》：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能够更容易地获取到更多的数据，这对于企业家做决策或者说新的企业家的生成有没有促进作用？

张维迎：那当然有，一些管理工作运用大数据以后就不需要人去做了，但是有一些决策是机器替代不了的，是大数据替代不了的。再说得透彻一些，大数据不能替代企业家的最关键一点就是面临不确定性时做的决策，我认为这是永远替代不了的，未来人工智能也不可能替代。企业家精神永远是被需要的，它是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

《21世纪》：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学习或者更接近成为一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张维迎：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相当程度是天生的，但是后天能不能将其发挥出来是需要学习的。

就像一个人天生就有音乐天赋，但是能不能成为一名歌唱家和后天的培养肯定有关。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企业家精神”，但是真正能成为企业家和称得上企业家的是少数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企业家精神”的“天分”，但是靠做企业养活自己的人只有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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